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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青历程网（www.zqgylm.com）  2016-10-24  作者：郑刚

作者：郑刚

第一节

    在我约莫五六岁的时候，似乎视力真如母亲当初怀疑的那般不大好，记忆中便填满了很多幅父亲与母亲一道带我去很多地方看眼睛的画面。

    母亲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带我一起去了八斗、肥东、合肥等等一些道听途说的、传说很好很好的医院。其中细节我也无从记起了，印象中只是在秋季的光景，父亲和母亲拉着我的小手，在不同的车站和街道上穿梭——有时父亲肩扛着我，母亲拉着我的手，跟我不停地说话，我睁着好奇的眼睛，看着一幕一幕我完全陌生的城市和人流。

    然而那时小小的我竟会恶作剧起来，医生让我透过大大的机械和望远镜一般的镜头看前方的图案，问我什么颜色、哪个方向等等之类的问题，我狡黠地不配合着，故意把白的说成黑的，把左边说成右边，从不承想这些童心的小恶作剧造成了父亲母亲当年多少的焦虑和担忧？！这些，我浑然不知，只知道顺从地拉着父亲母亲的大手在不同的街道和人流中穿梭而过。

    应该是在合肥的一个下午，我望着眼前转弯的街道和路中间红色墩子的隔离桩，以及长长的曳地的铁链子，感到既新奇又陌生。然后母亲拉着我的手走进了路边的一个水果店，苹果的香味一下子转移了我的目光和注意力。

    那是一个路右手的水果店，苹果和其他水果被放在不同的砖砌池子里，那个池子快平齐了我的头部，所以印象中很高很高的水果池和诱人的果香。

    模糊记得母亲好像问了我个想吃苹果？我使劲的点头，然后母亲便拉着我的手走进了池子边。母亲称了一些苹果，我拿了一只红色的大苹果放在鼻子底下使劲地嗅着，深深地陶醉在了散发着淡淡酒精味的苹果香中……

    同样散发香味的还有那时母亲为了与我和解而买的一串香蕉。

    大概一年级或者更小的时候，我灵光不知道咋现的，窝在大姥家跟老表们疯玩死活不回家，整天跟着老表们下泥鳅、黄鳝或者逮鱼放鸭之类，母亲愣是一手提棍一手拖拽都没把我弄回家，母亲竟对那时才六七岁的我无计可施。

    硬的不吃吃软的，母亲不知道摸到了我哪根筋，竟在几天后从街上买了一些香蕉，让姐姐和弟弟们一起来到大姥家，三糊两糊就把一口一口贪吃香蕉的我骗上了回家的路程。

    回到家里照例风平浪静，母亲没有打我，没事人一样没有再责骂我……我永久地记下了那串橙黄色香蕉的那股特有甜腻味。

第二节

    母亲在忙里偷闲的时候，也会拿起针线，给我们勒鞋底和做花布鞋。

    那时在父亲的一本厚厚的农业机械畜牧类工具书里，夹着很多母亲裁剪的鞋样子。我们时常好奇地一页页翻看着那些用硬纸片剪成的鞋样——温暖的午后，阳光打在身上，看母亲一针一针地勒着鞋底线，很有一种旧时光的温暖与温馨。

    这样的机会很少，母亲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忙忙碌碌，闲下来的工夫让我们见识女红针线的机会少之又少。

    有时候，母亲在做针线活的时候，也会瞟几眼我们书本上的插图和文字，会像一位小学生一般虔诚地问我们这个字怎么读那个字什么意思，还用结了老茧有点开裂和糙糙的手指头在腿上比划着，嘴里念念有词，“哦，这个字就是聪明的聪啊……这两个字就是啤酒啊……”

    学会了一个字，母亲便会很开心地笑，很慈祥很简单的笑容，我们看着也很温暖，心底为教会了母亲一个字而高兴着。

    父亲说过，母亲一贯好学，家里开了加工厂和小店后，母亲会尽情发挥着想象去记账，歪歪扭扭地写着“中之友两包烟10元”“前兰老三一香皮九25元”……不会写的字就用同音字代替，再不会的字还会画个图案记下来，父亲晚上从外面收猪或跑三轮车回来的时候再一一交代给父亲重新誊抄。

    父亲说母亲的记性很好，就这样错别字连天加一堆好笑的图案竟然都一笔不冒地记清、记全了帐。

    母亲不但记账在行，算术的小九九也算得不错，应是多年小生意坚持锻炼下来的结果。父亲大大咧咧，经常在十进位上算错帐，母亲便经常站在父亲边上看他算账找钱，嘴里嘀嘀咕咕地“二九一十八、四五二十”算个半天，父亲算对了她就默默走开，父亲找错钱的时候她会当场纠正出来，搞得高中毕业的父亲屡屡尴尬地讪笑着。

    我最喜欢的时候还是在暖暖的下午，我在用手指头掏耳朵时，母亲就笑着说，“端个小板凳来坐我腿旁边”，然后从头发上取下黑色的发卡子，用弯曲的大头部给我掏出一团一团的耳屎来。这时母亲总会说，“都堵实掉了，今年一年化肥都不要买了，你这耳朵屎都能肥七八亩田……”。

    我吃吃地笑，头靠在母亲的膝盖上，晒着暖洋洋的阳光，这样的安谧时刻我一生难忘，也再难再享。

第三节

    从一九六几年开始一直到我们上小学的数年里，由于农业机械的缺乏，每隔几年一到了冬季腊月农闲的时候，总有安排劳力集体出工去挑塘挑坝的事情发生。

    而母亲在给我的叙述中，自她打小能够在生产队出工分开始便一直干着这些本来男劳力才干的活。

    母亲说，“那时候，你外爹爹外奶奶上工分，一到挑塘挑坝的时候，就是我跟你大姨娘去，生产队都是一家一户分好了任务，每家都要把划好的范围挑掉。我们还小，力气也小，就一筐筐一兜兜地往大河埂上抬，人家都是男社员跟青年人挑泥，我们不挑也要挑，肩膀都给扁担磨破了，都磨出老茧了……从三户钟大坝到赵集大坝，远的有富旺水库，哪一个我们没去挑过啊……你们出世后，袁河西水库挑坝的时候就是你阿爷去了，一去好多天，跟户家人家男的一道，带着被子和大锹，住在老百姓家，一挑挑半个多月才回来，我就一个人在家又要照顾你们又要干活，那时候也没办法，又不是一家两家，都这样……”。

    家里在实在周顿不过来的时候，小姨娘和三舅会经常来前兰帮扶着干一些或轻或重的活，带伢子、洗衣裳、放牛、烧锅什么的，大姥家四姐也经常来帮扶着干这些事，而到了舅舅家姥姥家要劳力的时候，父亲也会隔三差五地去帮忙着砌墙、立灶、上梁、粉刷的事情。这方面父亲是能手，母亲说“你阿爷砌锅灶的本事还是不小的，这里面有技巧的，你砌的不好，烧锅时烟就往家里倒灌，呛你一鼻子一脸灰……你阿爷一个人半天工夫就能把锅膛烟囱砌好，所以那时候好多人家砌锅灶都找你阿爷……”。

    母亲在说这些话时，从脸上能读出对父亲的满意和自豪感。

    我们四小时候整天废皮乱跳的，身体在母亲的尽心照料下，也都相对挺好，除了二姐有时脱肛。二姐除了脱肛，也是我们几个中第一个做手术的，那时是小学时光，是扁桃体发炎后的切除手术。

    母亲对二姐的身体极为揪心，脱肛跟自己小时候一样，是营养不良的表现，扁桃体又是刺激性东西吃多了和冷热不均匀造成的。

    最主要的是二姐懂事，又能干事，便在我们四个中最得母亲的心。

    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和日夜操劳的无暇顾及，加上心有余力不足的诸多因素，母亲在我们的饮食上尽心尽力之余便也有粗糙的地方，好在我们的身体还算争气，没给父母带来多少麻烦和负担。

    母亲说过，“穷人家伢们早当家，糟吃糟长肉”。母亲这么说，似乎也是这么做的。我那时候早上好像不吃早饭或者吃得少，上午就跑出去跟同档的人皮啊疯啊的，十来点玩累玩饿的时候就跑回家，母亲一般都洗衣或下地去了，但我总能在锅台上找到一碗稀饭，母亲教会我用香油加细盐拌进去，呼啦呼啦喝下去，又香又有淡淡的盐味，觉得很好吃，吃完了就撂了碗又一窝风地跑出去玩了。

    这样不健康的吃法竟然没生病，有时母亲看我这么个狼吞虎咽的吃法，抿着嘴笑，她老人家竟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倒是我那时的身体体质确实不错，就是母亲所说的“糟吃糟长肉”那般吧，从我们五六岁的时候那张合影照片上——我那虎头虎脑的架子——便能看到。

    但二姐的体质稍微差些，四五岁的时候第一次脱肛把母亲吓得不轻，火急火燎地把阿爷喊回来抱着就往后兰去找老心周，后来倒是轻而易举在乡医院治好了，了却了母亲的一块心病。

    后来搞出了经验，四姐她们熟悉了二姐的情况，便会用尿布托着慢慢送回去——这一幕，像极了多年前“过阶段饿死人”在陆还的时候，只有十来岁的大姨娘用同样的办法帮着母亲复原一样。

    不几年，二姐在上小学时又患上了严重的扁桃体发炎，吃口饭都疼得直掉眼泪，母亲格外心疼，三番五次催了父亲带着二姐去了八斗做了切除手术，那几天，鸡汤鸡蛋不断，母亲尽着心疼着这个小女儿，也让我们沾了牙光。

    母亲疼二姐是有多重道理的。本来二姐的出世就是个“小多子”，大姥小姥甚至连祖母都主张抱给人家算了，好生个儿子，计划生育实行了又不超标，母亲在犹豫再三后也有动了心的想法，到底是亲骨肉舍不得，就没有抱给人家。二姐也是母亲小时候的影子，家里洗衣裳、做饭、扫地、农活样样都来，在我们姐弟四个中最听话又最能干事，母亲便很疼这个丫头，看法也格外的重点，再加上二姐后来书读的少，家务活干的最多，最是父亲母亲的贴心棉袄，综合起来，母亲便看在眼里也疼在了心里。

第四节

    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的秋冬季，从上面来了一批神秘的不速之客，悄悄驻扎在各个村里宣传着要打“防血丝虫”的针。

    然而大人和小孩都像躲瘟疫一样跟他们划着界限，妇女和老人们奔走相告，“打绝育针的来了”！于是各家都将孩子屏蔽开那群被恶魔化“面目可憎”的人，完全不相信乡政府一再辟谣说只是打血丝虫防治针的说法。但碍于指标和强制性等因素，村里家家户户都只是让有老头老奶奶们的人家敷衍性地打了那个针，所有的孩子和青年人都是谈针色变、避之如虎的。

    母亲也是相信的，破天荒地鼓动我们可以不上课、可以逃课、可以想怎么跑就怎么跑，只要能躲掉打那个针。我家前面邻居兰清尚的母亲更是跑到学校，与其他家长站在窗外看护着我们上课，防止打针的人员鬼子进村般地扫荡。

    印象中特别记得那天下课时清尚的母亲站在讲台上说：“伢们矣，要是打针的来了堵在门口，你们就砸开窗子跳出去啊，跑不掉就用桌子板凳砸他们，砸坏了我家来赔”。

    浓浓母爱，拳拳之心，记忆永远沉淀的那个时代。而今，我们这群孩子都早长大成人，印象中的那些母亲很多都已成了一座一座的青坟，只有时光仍然能让我们从学校的旧迹上找寻到曾经那时留存的胶片。

    下面是炸了锅的民怨、躲避和排斥，上级的任务贯彻不到位，便变着法子来完成指标。那年冬天，我们周围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打针的都是晚上上门堵门式要求各家对照户口簿人数完成打针指标，有实在躲不掉的，就被打了针，多是一些已经结婚有了两三个孩子的青年人，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各家都是竭力掩护着不让碰针的。

    有一个夜晚，我们早入梦乡，打针的堵到我家门了。敲门声一下子把我惊醒，母亲打着手势让我不要说话，迅速躲到稻垛后面去。

    我穿着单衣，瑟瑟抖抖地藏在稻垛子后面，听母亲跟打针人解释说孩子们都跟村里伢们躲出去玩去了、还没回来呢，我们家大人都打了啊……

    打针的人往床上瞅了瞅，确实没有孩子。我躲在稻垛后，冷得发抖，尿又憋得急，便一点点收放着尿到了墙角上。

    打针的人一走，母亲就冲过来一把把我抱到被窝里，我浑身冰凉。

    更多的时候，在子夜时分之前的几天里，我们这些躲防疫针的孩子们在听到晚上会来打针的风声后一窝风地聚到村外奔跑玩闹去了。有一个晚上，我们躲在村前的一处草垛群里，不知谁发现了草垛里有一个大大的内部空洞，一伙人便都钻了进去，点着一支蜡烛在里面东一葫芦西一瓢地打闹和开着玩笑。

    七八个小身体挤在一起，其乐融融的背后谁都没有意识到一旦手中的蜡烛点着了草洞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可怕后果。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能记住的也许就是那夜的草洞灯火和嘻嘻哈哈的团聚之夜吧。

     林林总总的关于打针那段时间的回忆，都是童年与少年时代一段深刻烙印的时光。在那些朝夕相伴的童年日子里，总有着无尽的母爱与回忆的沉淀，有欢乐，有眼泪……随着一把岁月的刷子，都抹平了感官的烙痕，徒剩下往事的闪回。

第五节

    一九八六年冬季，村里通上了电，基本上告别了围灯和罩子灯的岁月。

    有了电，我和弟弟的废皮潜能便被无限量地发挥了出来，一切关于电的捣蛋事我们俩都差不多做完了。

    最先下手的是私接电灯，用梅花起子将多余的电线和灯泡连接起来，没有插头就直接将两根电线插到灯头座的侧边插孔里，竟然刷地亮了，有时还能看到碰线的电火花，便很兴奋。当然也有炸了灯丝的时候，球形玻璃里镀上了一层的亚糊黄，我和弟弟看着很是可惜，像爱迪生发明电灯前的每一次失败一样，又充满了对下一次的期待。

    最悲催的事情是某个下午我和弟弟直接卸了广播的后盖，在电池两端的铁片上接上电线和插头，打开广播开关，然后将插头插到灯座上，砰的一声响，冒起一股糊烟，广播彻底报废了。

    这些小恶作剧的兴奋代价是终于在一次试验中被母亲发现了，将我和弟弟罚在一块、好一顿的教训，刻骨铭心，自此便再不敢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了。

    母亲的担心不无道理，不几年后村的桥庄便有十来岁的孩子因湿手玩电被电焦了，再远点的雍刘集也有当家男在架线接电时被电倒在铁塔下的悲剧，父亲又渲染了一家洗澡时将湿衣服搭在电线上，然后取衣时因电线漏电而触电，其丈夫因为不懂常识拉拽她抢救时双双离世的悲剧。

    繁重的生活和生活的艰辛让母亲没有那么多的耐心给我们温颜细语地解释大小道理，对我们在幼年的教育母亲更多的是采取“棍棒下出孝子”的老方法，老人家常常是冷不丁地摔碗发火或者拿起扫帚就是一顿打骂，直至我们上到高中之前，都是一副严母的形象。

    但我从来没有怪罪过母亲，我深刻体谅老人家的苦口婆心和巴着眼期望的“寒门学子飞出农村”的渴盼。

    母亲高瞻远瞩，一直到我去撮镇上高中前都没有让电视机走进我们的家门，于是长大后愣是被一群谈变形金刚、葫芦娃、黑猫警长的伙伴们取笑。

    我确曾没看过上述动画片，甚至连偶尔的看电视都成了一种奢侈，母亲只在春节的几天里放我们看看电视。于是长期的压抑让我在二年级的午后偷偷跑去村长家看电视，却不想被母亲发现拖回来就是一顿竹笋炒肉。

    至今感谢母亲的严厉教育，同龄同茬的伙伴们很多都在电视、卧龙生和录像的“熏陶下”初中肄业了，我能作为村里第二个本科大学生跳出农门，母亲功不可没！

    母亲最严厉的一次教育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那是一次我和弟弟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夏天。不知因为什么事我们俩跟大姐吵起了架，大姐打不过我们俩，我和弟弟又骂大姐骂得极其难听，大姐气得拿着菜刀满村追着我们跑。晚上回到家大姐跟母亲告了状，母亲大为光火，拿起赶鸡棍就往我们俩身上打，我和弟弟拔腿就跑，逃到了后院外一个棉田里躲了起来。母亲寻我们不着，撂下狠话，“有本事你俩晚上拜回来睡觉，回来我照样教训你们”。

    我和弟弟在高入头部的棉田里又惊又怕，说些无聊和互相指责或开脱的话，又躺在温暖的土地上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到了月上中天的时候，村里早没有了声息，家里也灭了灯火，我和弟弟便悄声悄息地回到家门口，母亲没有闩门，家里人都睡着了。

    我和弟弟爬到大床上就进入了梦乡。

    在睡梦中，我们被巨疼惊醒。母亲拿着捆麦秸菜籽秸的粗绳子一轮一轮地打在我们的身上，门都被关严，我们无处可逃，只得哭着求饶认错。母亲大声地训斥着我们，让我们明白了以后的日子里不能过分放肆，不能突破底线，不能讲一些母亲最看重的关乎声誉、风化和人格的坏话。

    母亲也有教训过度和认错的时候，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却是唯一的一次。

    那时我家尚在老宅里，我也只有四五岁的年纪，也是村里小伙伴们流行玩弹子的时代。好磨硬磨让母亲给我钱买了二十来个弹子，当成宝似的玩后藏在了一个地方，再玩时忘记放哪了，以为丢失了，又伸手找母亲要钱买弹子。这一下激怒了母亲，被用竹条子抽打手面惩戒，火辣辣的又麻又疼，母亲又逼问到底丢哪去了，回答不上来又挨了一两个嘴巴，只得忍着哭到处搜找，最后在门头槛窝里找到了用报纸厚厚包住的一大团，拿给母亲，委屈地抽抽噎噎着哭。

    母亲看我哭得伤心，抱着我，温声细语地跟我道歉，我立马憋住了哭腔，不一会就跑出去疯玩了。

    这是我长这么大唯一的一次母亲向我们下台阶的例子。

第六节

    母亲对弟弟的管教也很严厉，概在弟弟比我任性和不懂事理，所以母亲教训的多些，心也多放在他的身上。

    那时我们小孩子中又兴起了玩火柴，是潜山产的火柴，放野火，烧沼气，玩火把，喷火球……火在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兴奋和乐趣时，也带来过触目惊心的深刻教训。

    那时大人们一般不大同意我们晚上玩火，说半夜会尿床，我和弟弟倒没有在床上“发过大水”，其他家似乎确曾有过清早“晒地图”的例子。

    弟弟那时偏小，控制不住玩火的诱惑，一个中午他悄悄地躲在屋西的草垛边玩火，不想小火苗窜成了大火，一下子燃着了家里的草垛。弟弟天生表演家，慌里慌张地跑到家，一脸无辜地跟母亲说刚才他出去看到村里一个大孩子把草垛放着了，但没看清是哪个。母亲自然不信，但救火更为要紧，没空跟他盘问说教，赶紧全家总动员跑到草垛边投入灭火大战，所谓十万火急，概是如此。

    那时农村民风淳朴，在我们跟着母亲喊着救火的大呼小叫声中，左右邻居都提着盆盆桶桶的赶来救火了。

    我家旁边没有池塘，那时更没有自来水和深井抽水泵，所以救火难度极大，水都是一盆一盆从各家压水井中压出来再端过来的，一路小跑到草垛跟前，就只剩下半盆了。

    于是在我的浅显印象中仍然深刻着那天热火朝天的救火图景——妇女们一溜排站在边上挽救性拔草，男人们站在草垛上用草叉子和切草刀分隔着火区和未着火区，老人和孩子用大桶小桶帮着拎水救火——场面蔚为壮观。

    印象中大概只救了一半的草，人人都累得坐在地上喘气，脸上乌七八黑的疲态。母亲她们也许根本就不会想到，才不过区区十来年的光景，随着液化气灶和收割机走进千家万户，这些曾经看成宝贵的烧锅草都被遗弃在了田地里付之一炬，一根火柴就红了半边天，壮观沸腾的同时也造成了近些年愈发严重的烟锁全城和雾霾污染，都是后话。

    这样的救火场面恍若大片，很能刺激眼球和留下深刻的烙痕。然而在我们更小的时候，“有幸”目睹过一次更为壮大的火烧连城大片，险些烧了村里三分之一的人家。那是顺敏家老屋及两边一连片的草屋群，由于都是一家接着一家的连续屋面，于是火从顺河家烧起的时候，全村老少一起出动，从塘里打水的，路上接力拎桶的，爬梯子泼水的，端盆提瓢的，老老小小走马灯似的连轴转着，那场面远比弟弟导演的草垛失火壮观得多。

    我们小孩子站在旁边咋咋呼呼地看热闹，看到高高的火焰在麦秸的屋面上窜着火苗子往下一家延伸，看着一连串的屋面一个一个难逃火魔和妇女们大惊小怪的尖叫声，很为刺激兴奋，完全无视烧掉的几家屋面对各家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救火之后弟弟挨了一顿重口味的竹鞭炒肉，承认是他拉屎时闲得无聊烧火玩，一开始小火苗还能扑灭，后来火烧大了再也搞不定的时候才慌了神回家撒谎。

    城门失火，我这条倒霉鱼也被无端牵连进去了，任凭怎么解释都不济事，愣是被母亲一并拿下株连陪揍了。冤枉也没法，母亲那时是家里的权威，只得认命。

    1989年的夏天，弟弟六岁光景的时候，又拗不过内心的挣扎，一个人偷偷地在午后溜到谷堆塘里洗澡，却不想差点儿被水带走了。

    那次幸亏村里有人打巧路过，看到水流晃动中一个小孩的头在塘中央浮浮沉沉，立马跳下去抓着头发就把弟弟提上来了。

    挨过母亲好一顿的打后，从此母亲又更加严禁我们下塘洗澡了，再热天上下火都不行。有母亲的军令状在，我们四没一个敢顶风下塘的，至今都是不沾水的旱鸭子。

    不知是不是母亲的提议，后来有一天晚上父亲破天荒地带我们几个在屋后的连环塘里尽兴地泡了一次澡。顶着白花花的月亮和碎了满水面的月光，我们嬉戏着跳跃着，好一顿难忘的露天澡。记忆中这样的光景却是唯有这一次。

   ……

    我上大学的那年，村里的旧址基本上夷为平地了，那些留存回忆的草房、池塘一并那棵回忆中多次出现的泡桐树，都在推土机的轰隆中慢慢倒下，碾压和擦拭掉了村里人所有的印记。

    在我后来再回村里的时候，看着满眼碧绿的麦苗和后生的小树，看着不复痕迹的旧路和坟区，我还能依稀辨析出我是在哪块巴掌大的土地上出世的，也能在沁鼻香的槐花季节里找到那棵泡桐树的位置，怅怅地站着，仿佛听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娓娓诉语，看到我家的窗户里透出的一丝丝油灯光，父亲和母亲张罗着给我们洗澡、打着蚊帐，然后盖上沉沉入梦的被衾……

    那些梦中，我是思念故乡的，思念那片故土，和我永难忘怀的那些亲情。

（本文节选自《郑陆堂》第十四章——含辛茹苦  呕心沥血  燕蚕寸草  披星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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